前言：
一位走過七〇年代的工運前輩聽說我要訪問郭達年，立刻喜上眉梢：「哦！郭達年！郭達年哦！是我們當年的偶像，簡直是香港的崔健。」
他們說郭達年是香港獨立樂壇傳奇，偏鋒、激進、憤怒、對抗、浪漫、自由、放飛、堅硬、勢不兩立、安那其主義——這些都是別人貼給他的標籤。這個名為「郭達年傳奇」的故事一般都是這樣開始的：從前，七〇年代有一本謎樣的傳奇紅黑雜誌《70年代雙週刊》寫安那其主義，後來，又有一支謎一樣的傳奇樂隊「黑鳥」，裡面，還有一個謎一樣的傳奇主音「郭達年」是「香港最偉大的朋克樂手」……這個「傳奇」的側線包括他主編的《吉他雜誌》在1983的吉他大賽，得獎者包括了Beyond、劉以達、包以正。當然，郭達年最為人津津樂道的還是黑鳥樂隊的音樂，到今天我把它播給朋友聽的時候，他們都在問：「這真的是二十多年前的音樂嗎？」
郭達年嚴格意義上是我的直系社運前輩，我自大學始就混自治八樓（即學聯社會運動資源中心，最近因與學聯政治不合而被強拆了），郭達年則曾擔任自治八樓的職員。儘管我上八樓的時候他早已離任，但大學蒲八樓時從老鬼口中聽聞的「文化介入社會運動」和「artivist」等概念，現在才意識到部分是郭達年「路經」八樓期間相傳下來的。我從八樓的角鐵書架上找到了黑鳥全集《在黑夜的死寂中歌唱》（裡面還夾著反世貿的書籤！），腦中直接響起了Beatles的「Blackbird singing in the dead of night」，朦朧感覺到自己與八樓、八樓與郭達年、郭達年與六〇年代等隱晦的系譜關係。
我帶著對此系譜的求知慾找郭達年做訪問，卻想不到第一個「你是怎麼理解六〇年代」的問題就害我們幾乎吵了起來。他說：「methodology是害死人的。所以你問『how』這個企圖是害人的。」一開始我以為是他自命激進，想要拋出最激進又最「正確」的答案把我轟走。但後來換了問法，一路談來，我才發現，他不是不要分享，而是反抗崇拜，反抗這種「抗爭傳奇」，更反抗別人把他當成一本傳奇來閱讀——無論是關於音樂的成長還是安那其的道路——他都不願意被人當公式一樣理解。
第一幕：闖入六〇年代的郭達年——革命就在眼皮子底下
1.懵懂而敏感的Mr. Jones
生於五〇年代，成長於六〇年代，成熟於七〇年代——這個年份似乎註定了郭達年是會有「具電影感」的那種故事的人。當時世界經歷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混亂與貧瘠，西方帝國因戰亂而元氣大傷，殖民地卻因此有了反抗與革命的空隙。反抗的氣氛在大約五〇年代末、六〇年代正式從第三世界回流到第一世界，造就了全球基進思潮的互相碰撞，也生出了深遠的發展與影響。研究六〇年代（特別是西方六〇年代）的學者稱之為「漫長的六〇年代」（The Long 60s）：從第三世界開始首先是迦納獨立、阿爾及利亞獨立、中國文化大革命，然後促生了法國五月風暴，美國反越戰與反文化運動、言論自由運動、黑人民權運動、日本反安保…… 從五〇年代末橫跨六〇年代直到七〇年代初，那是一個革命似乎會在眼皮子底下發生的年代。
「當時我只覺得『Something is happening here but you don’t know what it is』。Bob Dylan這句話是很準確的。」郭達年這句話是引用自〈Ballad of a Thin Man〉，歌裡的Mr. Jones一次又一次地闖入了陌生的蒙太奇世界，不停發問，不停追尋，不停想要跟上，但事情太多太快太大太複雜，他始終搞不清。
You walk into the room
With your pencil in your hand
You see somebody naked
And you say, Who is that man?
You try so hard
But you don't understand
Just what you'll say
When you get home
Because something is happening here
But you don't know what it is
Do you, Mister Jones?
與Mr. Jones一樣，少年郭達年當時是懵懂而敏感的，六〇年代的全球動盪映入少年的眼中產生的是模糊的感應——一個新世界可以隨時展開。直到郭達年近期的現場表演中，他仍會唱上幾首在六〇年代影響力極大的民歌或藍調歌手的歌。我們關於六〇年代的談論都是圍繞著「你在那個具體場景下有什麼樣的感覺？」。他比喻說當時整代的人是經歷了一次集體「懷孕」。「譬如，大家就只是出現在那裡，然後聽到了某些音樂，就『懷孕』了。然後大家就各自帶著那個六〇年代給你的embryo發展出自己的東西。」然而當時沒有人說得清那個胚胎是什麼。
2. 少年郭達年的知識靈感地圖
然而要知道這個胚胎最後長成了什麼，還要等到七〇年代的諸多因緣際會。步入七〇年代，十五歲的郭達年被崑南賞識，開始在《香港青年周報》寫專欄。「學校的老師也知道了我在崑南的周報寫文章，對我另眼相看。他給我很多東西看，其實這是很難得的關係，雖然他年紀比我大一點，但又難得能聊到一塊兒去，給我很多資源。」
但這並不是我們一般想像中的那種長輩對晚輩的教育與承傳關係，事實上那些長輩都把少年郭達年當作一起混的同齡人看待。「他們說要去『巴西』喝咖啡，問我去不去，我就跟著說去去去！」這些人並沒有明顯或特別的政治派系，總的來說是一群來自浸大的「文藝青年」，他們聚在一起聊詩歌、談文學、講實驗電影、討論國際情境主義。郭達年形容說雖然大家性格未必太相似，但身上都有一種特質——「你可以說是diligence，還有就是相信『東西必須得這樣做的』的一種quality。」他相信這可能也和浸大當時的地位有關：「浸會大學當年地位次於港大和中大，所以會被港大和中大歧視，有『爛仔』（小混混）性格：反傳統，DIY，會用一種不同的方法走自己的路。」在建制的邊緣，這群年輕人思想活躍並具實驗精神，「譬如他們突然說，不如用鏡頭去寫詩。然後就有個詩人買了個camera，但他說：『我是不拍的，我就只是說一個idea』。我是𡃁仔（小弟），當然說好！然後就拿著鏡頭嘗試拍一些和他說的imagery配對的東西。」郭達年一邊回憶一邊笑得合不攏嘴：「當時是好好玩的，這些經驗無形中就給了我很多機會去試很多東西。我想如果我是先看了說明書什麼的然後去試，就會很manual，我就只是operator而已，而不是artist了。」
郭達年家裡窮，沒什麼錢買書，一群文青長輩看什麼他就跟著看什麼。「我就是second hand地嘗試吸收，所以沒有criteria。碰到誰、誰看完什麼，他們看完就給我看。」那你當時看得懂嗎？「當然看不懂！譬如當時崑南給我看的東西，我都不知道是什麼來的。」雖然沒有系統地（或學院地）閱讀這些資料，但這反而給予了他自由自在的空間去反芻對文本的感受，這些實際的經驗讓他明白了這才是自己所追求的學習。「這個和音樂也是類似的狀態，有些go through學院學習的musician，他們在 theory 和 musicality 的logic是非常好的，是很brilliant的，但他們的音樂是很死的。反而那些靠感覺靠耳朵的，就很好。人是本來應該是這樣的嘛！」
或許沒有「好好地」學習，卻不是沒有吸收。什麼好看什麼不好看，什麼喜歡什麼不喜歡，少年郭達年未必能明白地說清楚，但可以感覺到。除了跟大人混在一起，他還喜歡去「美國圖書館」——也就是美國新聞處轄下的圖書館。這個冷戰產物本是美國的反共策略，意在推廣美國價值，卻因為大量引入美國的報章雜誌以及有系統地介紹西洋文學而成為了少年郭達年的蒲點（常混的地方）之一。
「當時青年文藝圈的大路野是台灣文學。西方的東西，不是沒有人看，但就不是流行的東西……我沒什麼錢，普通library很大路。」反共與否似乎並不在他的雷達之下，他只是覺得那裡的東西新鮮又有趣，他喜歡看雜誌，但在香港想要看到整齊且完整的西方雜誌，就要去美國圖書館。「我申請了library card，去看自己比較喜歡的雜誌，譬如《Rolling Stone》、《New Yorker》等」。話說，為什麼後來會參與搞雜誌的工作，也與此有關：「當時看到magazine，也影響了為什麼後來喜歡搞zine，是因為這個書不是一個人寫，而是很多graphic，很豐富、很fresh、很virgin的感覺。就覺得這個medium很好玩。所以後來參與《70年代雙週刊》雜誌的時候，就把以前在American Library看到的東西，graphic也好，sensibility也好，都apply下去了。後來黑鳥通訊也是。」
3. 脫離體制的逍遙騎士
回顧少年時光，郭達年說當時是一種「很詩歌性的狀態」：「很fresh的，沒有人形容過它是什麼，沒有人記錄過，但它就出現了」。郭達年喜歡詩歌，喜歡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說起beat poetry，他總是雙眼發光。他說詩歌是他的「逍遙騎士」（easy rider）——話說，「easy rider」這個比喻本身也是來自六〇年代一部同名的公路電影，這部獨立電影經典講述兩名男子在帥氣的摩托車上到處遊蕩，漫無目的但浪漫無比。少年郭達年的精神狀態也是如此：無拘無束、自由自在。這也使得他不喜歡體制內的學院學習，到了要入大學的年齡，郭達年呼應了Timothy Leary的呼籲：激發熱情，向內探索，脫離體制（Turn on, Tune in, Drop out）。在月台上他一邊琢磨一邊看著一列一列的火車飛過，最終沒有登上開往中大的火車——那天他放棄了中大音樂系的面試。
儘管他說當時其實是懵懂的，因為Timothy Leary而drop out的說法有一定的回溯性，如果真的要他形容當時的狀態，那就是：「看了很多書，然後你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那些書在裡面搞搞搞的就搞了一個party出來！」這個party指的是派對，是逃逸路線上的即興和冒險。
郭達年經常說，希望把他以前從六〇年代獲得的東西轉身交給下一代的人，因為這是他從那個年代拿到的禮物，而這些應當要分享。但講這些六〇年代的故事，他最希望做到的不是變成「安那其的養成秘籍」然後被傳誦下去，他說：「無政府的『無』就是無方法，無控制，無主人。」也就是說，沒有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沒有控制就是最好的秩序。「我很幸運我的家庭沒有干預我什麼，甚至沒有指令。讓他們玩吧！相信天生天養。天是什麼天？是一個完全自然狀態，譬如在船上住的，很快就會學會游泳，又會很自然知道船哪裡危險哪裡不危險，這是很intrinsic的。最好的education是self-education。」
如果問六〇年代教了他什麼而讓他最想告訴我們，那一定不會是什麼革命理論、什麼-ism之間的思辨、什麼冷戰與「漫長的六〇年代」在香港所創造的特殊文化空間、什麼東學西漸的當代路徑。「你問我我是怎麼從六〇年代出來的，我只能告訴你——我沒有方法。」
「就像他們當時的音樂不是manufactured的，不是要賣碟致富的，也不是要工業化的，跟不是用categorization用或style歸管的，完全是free association。」
也許人們知道安那其主義的標誌「圓圈A」的A代表的是Anarchy，但不是很多人知道，圓圈本來指的是Order。「圓圈A」要說的，是要在拆除固有的權威下人才可以締造自然的、符合人性的秩序，原來郭達年從六〇拿到的，想轉身交給我們的那份禮物，就是自由與自然的珍貴、無方法的方法、無控制的秩序。
（本文分為上、中、下三篇，敬請繼續閱讀）
日期｜8月19日
文｜劉璧嘉
本文為【編輯室社運私藏】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