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歷史和現實中聽聞的「五四」始終和「青年」連結在一起，不論是五四作為並代表著青年運動的歷史論述，還是成長過程中關於五四「青年節」的學校與國家宣講。五四與青年的連結幾乎很難被異議，青年確實是五四運動與五四時期推動社會變革的重要群體，二十世紀初中國的時代精神更是以「新」與「青年」為重要內涵。本文首先闡述五四時期青年位置想象的歷史性，及此一青年位置的歷史條件與精神構造，並在釐清對青年想象的物質基礎之上返身今天青年的歷史與精神困境，想象今日「不激進青年」的政治化契機。
我將本文的寫作設想為五四青年給今日「不激進青年」的一個大的擁抱，我們的對話對象是作為大多數的、具思考動力的「不激進青年」，以及有意與「不激進青年」對話並合力的激進青年。這一寫作動力的萌發，在於在激進青年越來越開始行動的今天，我們卻發現激進話語已經只屬於激進青年。在當下中國大陸的社會條件與氛圍中激進話語與情感，無法觸碰作為大多數的「不激進青年」，甚至給具思考動力的「不激進青年」帶來激進/不激進的階序下的被排拒之感。然而，在革命失落後的無力碰撞、高度擠壓的中國社會，激進與不激進青年實則有著絕大程度上的歷史與精神苦悶的共同基礎。回看五四激進青年及其「背面」，或許是我們在悶局中反思自身、設想出路、發現「新政治」契機的開始。
一、五四青年的時代精神和精神樣貌
1. 二十世紀初中國對「新」與「青年」的感知
十九、二十世紀之際，「新」在中國知識分子心中開始成為可欲的，而「青年」之所以開始具有在歷史進程和社會變動中的一個特別位置，正是因為這一對「新」的新認知和新感覺（sensibility）。不只是「新」對於中國是可欲的，也包括我們現在所身處的時代是「新」的——一個新的世紀初激烈震蕩、政治嚴峻、亟需新生的中國。正是這種「新」與「青年」相連結的新感覺，造就了五四及五四前後關於青年的諸多文化與政治論述，這些論述的指向正是青年是帶動社會走向他們想象的新世界的歷史角色。汪暉在一次關於青年的對談中強調，五四時期的青年之所以具重要位置並且真正帶動了社會變革及革命，在於五四運動以青年為主體找到了真正「新的政治」。
「新」與「青年」在人們對歷史進程和社會動力的認知與構想中占有一個高位並非自然，它是資本主義關於生產與再生產、線性歷史觀，甚至法國大革命之後的產物，隨著殖民主義與現代化進程進入其他非西方文明之地。對於中國而言，這一觀念亦是新鮮的，1915年9月《新青年》第1期陳獨秀〈敬告青年〉的第一句便是：「竊以少年老成，中國稱人之語也；年長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英美人相勖之辭也。此亦東西民族涉想不同、現象趨異之一端歟？」這一觀念首先來自十九、二十世紀之際知識分子對中國在世界中位置的現實認識——中國的危機在於政治、社會與文化「落後」於西方，中國的出路在於改變而成為如同西方那般對於中國而言的「新」的樣貌。
上述對中國的現實認知是與知識分子的哲學認知同構的。十九世紀的最後幾年裡嚴復的《天演論》使進化論成為晚清新知識分子的重要知識組成和世界觀、歷史觀組成，從梁啟超〈少年中國說〉以及其時、其後的各式政治、社會與文化論說，到陳獨秀〈敬告青年〉標誌了中國關於「新」與「青年」的嶄新觀念。
五四時期最完整闡述這一關於「新」與「青年」的「青春哲學」莫過於李大釗1916年9月發表於《新青年》的〈青春〉。李大釗筆下的青春所指，既是春天也是青年，繼而他透過論證宇宙之無限來說青春之無限，於是宇宙之下的地球、人類、國家、青年都有無盡之青春。也就是說，青春並非一個進化進程中的特定時間或歷史階段，也就是說，並不是只是某種年齡的人可以是青春，而是可以在自然之法的、進化論的宇宙觀和歷史觀下達致的一種狀態。而達到了這種狀態時：「朝氣橫溢之生命力與死灰沈 滯之生命力遇，死灰沈滯者必敗；青春之國民與白首之國民遇，白首者必敗；此或天演公例，莫或能逃者也。」這並非機械的進化論，而是試圖以此為基礎提出中國「回春再造」成為青春民族的出路「系乎青年之自覺如何耳」：「今年今春之今日剎那為時中之起點，取世界一切白首之歷史，一火而摧焚之，而專以發揮青春中華之中，綴其一生之美於中以後歷史之首頁，為其職誌，而勿逡巡不前。」這一青春哲學更強調「青年」的具哲學意義與美學意義（可欲）的歷史位置：「青年銳進之子，塵塵剎剎，立於旋轉簸揚循環無端之大洪流中，宜有江流不轉之精神……故能以宇宙之生涯為自我之生涯，以宇宙之青春為自我之青春。宇宙無盡，即青春無盡，即自我無盡。」雖然看起來李大釗所想的青春並非一個特定年齡的人所具有，而是一種在洪流中銳進、沖蕩的能量，但在〈青春〉之外，他在〈《晨鐘》之使命〉（1916）、〈現代青年活動的方向〉（1919）中還是特別指出青年人實現青春的方法，即個人精神解放及到黑暗與苦難中去。這種青春哲學鎖指向的青年位置是內在於五四的時代精神的。
2. 激進青年的「背面」
李大釗筆下青春所具有的正是內在於整個五四時代精神的核心的反傳統與精神解放的特質，亦是在宇宙、社會、人生中的「創造」；汪暉認為「創造」不僅同樣內在於五四精神，更是指向一種與過去斷裂的、決斷性的變革。簡言之，關於青春的想象與關於青年歷史位置的認知是五四時代的精神，亦是五四之後國民革命、共產革命直至新中國皆一以貫之的重要精神。如果說以上所提到的這種精神是橫跨五四直至二十世紀中期，並為青年集體所共享，在這個精神籠罩底下的青年的精神樣貌是如何？我想要接著描述的，是一個更仔細的、不同時期青年人的精神面貌圖像。
我們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在於革命是隨著歷史進程不斷變化的，革命者（比如青年）也隨之變化，五四青年的激進與理想主義雖然是承繼了時代精神的產物，但並非總是以欣欣向榮的正能量面貌視人，此時的時代精神的的背後往往是精神苦悶的面貌，從而在這深重的苦悶中尋找出路。我們只有看到不同時期、不同狀態下青年的複雜的精神樣貌，才可能看到在激進背後的精神困境以及激進之內及外的「失敗」情緒；我們探尋自身的邏輯並非是看到前人的激昂就足以被鼓舞，而是看到他們的苦悶、失敗與激昂才看到在困境中存在的契機與出路。
五四時期青年的問題意識、困境與理想與五四運動是同步的，他們的精神面貌（包括精神困境）自然也是與這些「正面」的時代精神同構的。他們的精神苦悶來自於憂國憂民之情、社會關懷，也來自對自身人生意義的追問。這一精神狀態的物質基礎首先在於歷史條件，五四青年的大部分是完整接受新式教育的一代新知識分子，他們在反傳統、反束縛與崇尚自由的強大價值觀下與家庭、社會大眾有極大的隔閡，他們的新知識分子階層位置也無法被既有社會結構吸收（不論是生活還是工作）。李志毓在關於二十世紀前半葉中國革命的情感史的研究中指出，廣州革命機構及其後國民革命各式機構恰恰提供了種種恰當的條件，可以使這些五四青年在生活、工作和精神上被革命所吸收。因此，從五四到國民革命時期，從數字上看國共兩黨的主要社會基礎確實是青年（尤其是學生）。
唐君毅在回看二十世紀前半葉不同時期青年精神時指出五四青年正如五四運動那樣是活潑朝氣、愛國意識濃厚、自己領導自己並主宰政治、崇尚個人自由的；國民革命時期的青年則多了犧牲個人自由、服從集體紀律的主義思想（唐君毅〈六十年來中國青年精神發展之四階段〉）。然而瞿秋白則認為在五四到五卅之間的激進青年是「小資產階級流浪人」的波西米亞——他們染上了歐洲十九世紀末的浪漫、狂妄、頹廢、脆弱和高等遊民氣質，他們是士大夫階層的逆子、中國畸形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的孤兒、帝國主義及軍閥官僚的犧牲品（瞿秋白〈魯迅雜感選輯序言〉）。這兩個貌似矛盾的觀察，是當時青年精神面貌的一銀兩面。但從李志毓根據二〇年代激進青年的情感書寫分析指出，這些五四時期成長起來的激進青年，無論是其苦悶與激情都更多現代個人主義色彩，於是他們雖然跟清末辛亥革命一代同樣有著嚮往犧牲、謳歌死亡的精神，但沒有了那種「青史留名」的豪情，取而代之的是強烈的壓抑、感傷和空虛。
因為歷史（大革命失敗）和階層（未能與工農結合，止步於個人主義）的局限，五四至國民革命時期的青年中的不小一部分在歷史中失敗了，李志毓、張歷君等聚焦彼時革命者情感構造的學者都特別關注國民革命之後青年的自殺潮。然而到了共產革命時期，投身其中的青年成為了全新的革命主體，前述五四至國民革命時期青年的精神特質幾乎消失；因為殘酷、緊迫的革命進程、與工農結合的訴求和批判小資產階級意識的實踐，他們成為堅強、真誠、無畏、樂觀、樸素的布爾什維克（李志毓〈中國革命中的情感動員〉）。自此，在瞿秋白自剖脆弱與頹廢的《多餘的話》之後，直至新中國前三十年的革命者聖徒般樣貌的書寫中，我們幾乎再也看不見激進青年苦悶的背面。對激進青年的不激進性及苦悶的線索被新一波的歷史洪流所沖淡，理想主義的英雄主義成為了人民唯一可以見的革命者外貌；於是，積蓄了滿滿力氣期待成為那樣的革命者的青年，一旦見到了英雄與現實的落差而構成了苦悶，就自覺格格不入，喪失了糾偏、補正或在激情與苦悶的擺盪間尋找可平衡及可持續的能量與知識。
二、是什麼形塑了今日青年的精神樣貌？
1. 青年成為激進與進步的物質基礎
當我們看到被視作激進與進步之代表的五四一代青年的精神面貌的背面與失敗，至少可以意識到激進青年的「進步」位置並非絕對與不證自明的，因為他們不是社會的大多數也不是推動歷史的決定性力量，而且受到不同歷史時期條件的約束。然而當看到了那麼多不進步、不激進的青年，也看到了激進青年的失敗之後，為何人們在不同歷史時期談到青年時仍然一定會想到青年是熱血沸騰的、是帶動社會變革的力量、是更容易接受理想主義與激進主義的？那麼，青年的這些特性及隨之而具有的進步位置來自哪裡？當人們每每這樣說、這樣想和這樣默認的時候，並不會進一步解釋為什麼青年是這樣，於是「青年」與「青春」往往成了不再有解釋力的本質化的想象和光環，而且這一光環並沒有搭配著對一個新世界的想象。也就是說，當「青年」和「新」世界的關係剝落，青年也會淪為了一個保守的概念。（一個本文無法展開的問題是：如果關於「新」的想象不應是一種崇拜，那麼它便只在反抗「舊」的時候才重要，而非以「新」自居，但革命失落的今日世界是否還有對於「新」與「舊」的具階序的想象？）
我想至少來自於青年是最意欲擺脫控制、展現創造力與生命力，也因此最具變革動力（變革自身、變革社會）的群體——這一論說絕非對青年的本質化想象，而是有其物質基礎。如果說「兒童」和「青春期」觀念是資本主義時代的發明，那麼在我們比較熟悉的近現代世界中，關於青年「熱血」、「激進」、「反叛」的最直接的物質基礎或許是：青春期是成長過程中最初接觸社會卻又並未有太多社會化的時期，也就是說社會既有的各種機制還沒有真正的建立在他們身體上，所以當他們在初遭遇這些機制時便萌生了疏離感——於是青年就有了改變/反叛/擺脫控制及從而探尋自身價值的動力，而當青年的反叛和激進連結上了社會的變革便成為了「進步」。在「青春期」觀念出現前，青年只是不成熟和不可信的，伴隨著線性歷史觀「青春」則成了高位。現代世界對於青春的這些想象一直貫穿，在中國則是自十九、二十世紀交際伊始，這些想象並不一定經得起更多分析，但它至少跟我們切身的感受連結——比如關於青春期的「苦悶」和「可能性」。
2. 今日青年精神樣貌的歷史條件
當下中國大陸社會與文化批評界經常對青年的精神狀態感到憂慮，談論青年是否仍然可能是進步的、可能帶動社會變革。這一問題意識的背後是一百多年來對青年進步光環的想象，以及從五四開始的中國不同歷史階段進步青年運動和西方激進青年運動的神話加持，大多數知識分子仍然將青年設想為推動社會變革的力量。我們並不想要給青年任何激進與進步的光環，因為這只會讓我們忽略了其他革命主體的重要性——譬如殘障者、老年人與兒童，並且在青年中劃出進步/不進步、激進/不激進的階序。所以對我們來說，與其將青年是否仍可能進步作為問題意識，不如更真切地去問是什麼樣的歷史條件和自我認知形塑了今日青年的精神樣貌。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五四時期對青年與「新」的想象及青年推動社會變革的實踐是建立在對二十世紀初中國不變不行的迫切性和新知識分子階層的社會困境之上。或許以青年神話中更晚近的世界六〇年代作為今日之參照更貼切些，那是目睹世界大變動的時代，一個新的世界仿佛明天就會經由革命出現；而美國戰後嬰兒潮一代成長到彼時使得大學（尤其是公立大學）學生暴增，大學生對自身價值和前途的設想必然不同了，同時家庭、學校和社會體制的問題帶來的憤懣也在他們心裡激化；日本六〇年代末參與大規模學生運動的一代也有相似的歷史境遇。於是，伴隨著美國民權運動和反越戰運動，反文化（counterculture）運動和學生運動串聯起了各式社會運動，並且在這一串聯的激蕩中清晰地萌生出對一個嶄新社會的想象。
當下中國大陸青年的狀況並不比西方或日本的六〇年代要好多少。中國資本主義進程下階層固化和大學擴招，使得大學生社會上升管道堵塞、對自身價值和未來的設想極其無力，青年打工者面對的自然是更狹窄的人生圖景。與此同時，中國社會的各種尖銳問題很難不被看到，至少每個青年都多少看到一些不論是腐敗、強迫民族主義、貧富差距、勞動壓迫、農民工權益，或是各人價值觀下看到的傳統「糟粕」、道德「淪喪」、價值「偏頗」、趣味「低俗」。當然，他們看到同樣多的是，言論的壓制、行動者的慘敗和乖馴者的爬升。同樣重要的是，今天的世界是革命失落後的世界，鮮有一個對世界新圖景的想象；在中國語境下更是如此，倘若世界仍有少數人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為嚮往，那已經是中國經歷了「失敗」並拋棄的東西。今日青年就是浸泡在這種社會困境和精神苦悶共築的無力感之中，他們在表面呈現出的樣子要麼是精緻/不精緻的利己主義者、要麼是高超的犬儒主義者。
3. 高度擠壓下的青年精神
在上述歷史條件下，今日青年的青春期可以是怎麼樣的？在青春期物質基礎之上的改變/反叛/擺脫控制的動力，可以被很多東西吸納和排解。保守派和老派左翼論者認為青年對家庭、社會倫理、社會約束的反叛是缺乏深度和意義的，比如左翼知識分子批評青年打工者穿「奇裝異服」是無深度的「being cool」、是缺乏階級意識；我們當然認為這種批評是將工人限縮為單向度的人，對家庭、社會倫理、社會約束的反叛是社會變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開啟的契機，但當這些反叛對象的惡質沒有跟社會變革的迫切性或潮流接合起來時，這些反叛確實很難超越個體感知，也容易被社會擊退。
同樣重要的是，在以市場邏輯為主導的今日，各種有意外溢的動力——包括青年反叛的動力——都太難超越市場，反而很容易被吸納入其中。市場邏輯的強大讓很多青年在探尋自身和尋求改變時，其實已經身在其中，很難超越市場提供的想象——對美、愛、人際關係、自身與世界關係的想象。面對市場邏輯的無力感並不易被我們自己察覺，大多數青年只是浸泡其中；那些部分地溢出的青年，有些是市場邏輯的失敗者或至少見識了殘酷的失敗，有些在中國狹窄的知識與文化資源體系中的「食物鏈上層者」或許可能有其他反叛的想象——尤其是對西方六〇年代青年運動的想象，但這反而成了「西方六〇年代」某程度上進入市場機制成為文化商品後的另一種被市場吸納的方式。
現代化本就是一個高度擠壓的進程，在此進程中的個人被更高集體的意志征召，面臨各式嚴峻的物質和精神擠壓；中國三十幾年來進行的更加壓縮的現代化進程，在敏感和探尋自身價值的、初接合社會的青年間形塑了面對這一高度擠壓的「逃避者」和「不逃避者」（這裡的「逃避」和「不逃避」並無價值判斷）。占據青春期最長時間的是中學，就算不像在一些高考形勢最嚴峻的省份那樣學生要打著點滴上課、在校園被軍事化管理，也是受困於學校知識、老師和家人管教的窠臼；而包括相對悠哉的「食物鏈最上層」的菁英學生和「食物鏈最下層」的「邊緣」學生在內，中國教育體制下的青少年的生活終歸是高度同質的苦悶與無聊──即便是少數思想活躍者，身體也是被馴服的。在青少年沉悶的思想和身體經驗下，或是帶著這些經驗的慣性進入大學後，對於那些連結社會時「不逃避」的青年開始訴求一個「徹底」的改變就成了精神狀態上難受又興奮的反彈，這「徹底的改變」也往往政治化的甚至激進的。
4. 五四青年的大抱抱：在「不激進青年」的不滿中尋找契機？
然而青年的大多數是作為「逃避者」的不激進青年。他們在充滿改變/反叛/擺脫控制動力的時期，幾乎已經被各式社會機制（包括家庭、市場）馴服得乖巧；他們的「逃避」並非屏蔽社會後的盲視，也並非對激進青年的排斥，而是在高度擠壓的龐大無力感下選擇以「疏離」為方法來自我安頓。幾乎只有這種對社會、對「不逃避者」、對自身的疏離，才能保護自己在高度擠壓的物質和精神狀況下僅剩的縫隙中的物質與精神價值，只不過這些價值只有在縫隙中才是安全的；而不疏離的部分則是被具體的人際互動和市場所滿足。只不過這種疏離感造就的青年亦是有階級區隔的——有資源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和沒有資源的不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他們就是革命歷史中那些不被看到的「不激進青年」，也是革命年代的大多數，只不過是我們時代的更大多數，他們在以激進青年為焦點的時代往往被視作麻木、退縮或沒有追求的一群。僅就今日來看，他們顯然也有對自己、對自己與世界關係的不滿，但我們時代的知識與情感尚未找到方法和語言去說清楚他們的不滿。同時，感覺苦悶、疏離、想要逃避，也是「激進青年」感覺到但不能言說的精神背面。但當「不激進青年」被列舉為「激進青年」的對立面，也導致了激進青年在面對行動失敗及軟弱時的自我懷疑及自我鞭撻。
如果說回看五四青年並且強調「青年」的重要性有什麼意義的話，對我們來說或許是看到五四青年是怎樣在激進及其背面的精神苦悶中、在不同歷史時期中不斷地尋找出路——瞿秋白稱之為「曙光的影子」，這對於今日尋求改造社會並因此身處困境的激進青年可以作為砥礪。同時，看到五四及其後的歷史時期中「青年」之所以被想象且真的成為變革社會的重要力量，是在於彼時有一個對新的世界的構想並且找到文化、社會作為開啟新的政治的契機，這對於我們重新將「不激進青年」及「苦悶感」包容到革命主體的隊列中有頗大的啟發。青年並非自然是激進的，激進/不激進也並不應該有排拒性的階序關係，我們能否嘗試表述今日這些已經一隻腳踏入舊世界的「不激進青年」及其不滿，找到他們身體和精神上那些未被滿足的改變/反叛動力，以此作為契機讓他們可以背叛那一隻腳而掉轉頭設想一個新的世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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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歷君（2007）《領袖權與有機知識分子的形成：瞿秋白與二十世紀初的革命政治》，香
港：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課程博士論文。
朱成甲（1989）〈李大釗的早期哲學思想：泛青春論〉，《天津師大學報》第2期。
文/郭佳
圖/Alaos 日期/2019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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